志敏烈士的英名，应是如雷贯耳，尤其是狱中写下的《可爱的》和《清贫》，多年来一直在中小学的教材中代代传诵。

但是烈士的母亲金香莲老人，知道的人却不多，尤其是她手中那一枚刻有儿子名字的印章，只有在志敏纪念馆才能目睹——志敏同志牺牲后，一人便受尽苦难，敌人对烧屋毁田，但在金香莲一句“决不吃国民党救济”的训下，他们挖野菜、摘野果、穿破衣烂衫，十余年间以竹椅为床。1949年弋阳解放，我军立即在山里找到了志敏遗族一，并接到南昌安居。江西省委刻了一枚“志敏印”的印章，由任省长邵式平亲手交给金香莲，并明确一切生活所需，吃穿行住等，凭这个印章均可获取——可是直到1957年金香莲老人离世，这枚印章崭新如初，从未用过一次，从未沾过半点印泥，用红布包着压在箱底，而全粗茶淡饭、简陋旧衣，过着朴素的日子……

老人说，儿子一生清白，我不能用他的名声换好处，这印章不能动！老人还回忆，儿子当年导整个赣东北苏区，经手款项过百万，被俘时身上却没搜出一文钱；儿子身任闽浙赣苏维埃主席，老母亲走了几十里山路找他要点饷银做条裤子买点盐，可是志敏却说，我这个主席每天只有七分钱伙食，也不能挪用革命的钱，所以实在补贴不了用——这就是不能动印章的原因，这就是这个被人称作“限量支票”的印章8年来从未沾过半点印泥的来由！

正如当时邵式平省长跟金香莲说的那样，志敏烈士是为人民而牺牲的，玻璃棉毡他的遗属由供养，这是完全应该的——这样“应该”的事，其实还有一个被传作“闯西花厅”的老大姐，这就是“延安五老”之一的谢觉哉老前辈的夫人定国同志。谢老过世后，定国老大姐数次提出“换房”，从谢宅搬到较小的住房去。有关部门不同意，因为：一，按当时政策规定，谢老不在后，遗孀仍可居住原处；二，按定国大姐那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步步走到陕北的功绩和资格，她也不必换房，因为这是“应该”的。于是老大姐便直接来到西花厅，当面说服总理，才落实了这件事儿。

从一枚印章到一套住宅的故事，为什么还要来讲呢？因为在我们中的一些同志，不但“应该”的待遇、工作和生活的合理保障，享之“应该”，便是“不应该”的标、违规的享受以至直接“突破”八项规定精神的越规，也安之若素，甚至孜孜以求。曾经有的同志，喝酒年份越久越好，菜肴非鱼翅鲍鱼不可，“办公室”大了还要大，座驾好了还要配，总之待遇越越称心，条件越好越顺心，把“不应该”的也当作了“应该”和“惯例”。至于为了把手中的权力当成“限量支票”，恨不得手中有一枚天天进账的“印章”，一直走到违纪犯法的“不应该”，成为背叛人民、背叛像志敏烈士那样一大批为革命而捐躯的先辈，就不去说他了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延安玻璃丝棉厂，金香莲老人手中那一枚从未用过的印章，以及定国老大姐为什么要“直接找总理”，都不只是饭后茶余的美谈，都不仅仅只是引起今人叹息和敬佩的故事！